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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经济所”)迎来90周年华诞。
  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最早成立的国家级经济研究机构,经济所系由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两家研究机构经过改组、合并、更名,几经变迁发展而来。先后经历了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经济所的前身为1926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该部于1929年改组为社会调查所。1934年社会调查所与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组成新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5年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1950年改称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并沿用至今。
  九十年来,经济所始终与时代同行。她饱经抗战烽火洗礼、躬逢中华民族崛起、立改革开放潮头、发思想理论先声,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和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主流。


筚路蓝缕 栉风沐雨(1929-1949)


  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辩论,也在经受着各种思潮的撞击。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要对中国社会进行一番全面的调查,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知道吾国社会”,才能“讲求改良的方法”(陶孟和语)。在陶孟和等人的推动下,成立社会研究与调查机构的时机日渐成熟。
  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分配和管理使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接到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通知,对方愿意捐赠专款三年,供社会调查之用。该基金会随即决定接受捐赠,并在该会之下设立社会调查部,聘请陶孟和负责管理调查研究事务。这正好和陶孟和“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的“宏愿”相契合。此后,陶孟和借助社会调查部的成立,大力推动社会调查事业。
  社会调查部于1926年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陶孟和随即把酝酿多年的构想付诸实施。他提出了社会调查部的宗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社会问题的学术性研究与调查;二,介绍国外调查社会问题及研究社会问题之新技术;三,倡导社会研究,延揽及培养专攻社会科学的人才,致力于专门的实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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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成立的中基会社会调查部拟定的事业计划。图片来源:经济所图书馆藏书)


  社会调查部主要开展了多项调查和研究,包括对“社会调查方法”的系统研究,对劳工生活的调查研究,乡村家庭的调查研究,出版了樊弘的《社会调查方法》、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和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三部研究报告,并公开出版。此外,社会调查部还于1928年出版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这些研究,聚焦于工人、农民、教师等社会基本群众的生计问题,将其视为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并注重运用科学的调查方法累计材料,既开创了系统研究中国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生活费用的先河,又开全国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风气之先,对后世影响深远。
  1929年6月,美国社会宗教研究院的三年捐款期满。此时,陶孟和等人开创的中国社会调查事业正值蒸蒸日上,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继续推进这些工作势在必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是一个行政机构,在其下附设一个学术性质的“社会调查部”乃是权宜之计,不利于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长远发展。于是,在陶孟和等人的推动下,1929年7月1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将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独立机构,并更名为“社会调查所”,由陶孟和担任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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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6月29日,中基会董事会第五次董事年会议定成立社会调查所。图为参加年会的董事。前排左起:蒋梦麟、施肇基、蔡元培、顾临、翁文灏;后排左起:任鸿隽、司徒雷登、贝诺德、贝克、赵元任。图片来源:《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


  社会调查所的成立,使之由一个“临时试办之机关一变而为独立永久之团体”,研究人员规模和研究项目随之明显增加。这期间,汤象龙、梁方仲、千家驹、巫宝三、张培刚等一批受过规范社会科学训练的青年学者先后加盟社会调查所,研究范围也从原有的社会调查逐渐扩展到经济史、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劳动问题、对外贸易、财政、金融、人口、统计等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领域。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经形成社会与经济的理论问题研究、现实问题研究、经济史研究三足鼎立的学术格局,以及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并重的学术风格。这无疑为其步入国家级经济研究机构发展轨道打下了初步基础。也正因为如此,经济所的历史从社会调查所正式成立开始算起,而陶孟和则被认为是经济所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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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孟和先生像。图片来源:“中央研究院”提供授权)



  从1929年到1934年,社会调查所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在社会调查方面,在农村、劳动、工业等领域开展了十余项专题调查;在统计方面,杨西孟编制了我国最早的生活费用指数“北平生活费用指数”;在近代经济史方面,汤象龙等人利用故宫文献档案资料研究了中国过去200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在经济发展方面,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丛书》。此外,社会调查所还于1930年3月开始出版《社会科学杂志》,并于1932年11月开始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该刊是国内第一份以经济史为名的学术刊物,创刊时间比美国经济史学会1941年创刊的《经济史杂志》早了8年,193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这两份刊物主要刊载所内的相关研究论文。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调查所的樊弘已经开始系统钻研马克思的学说,而吴半农和千家驹则合作翻译并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这些研究工作都得到了陶孟和所长的支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1931年5月,社会调查所迁入北平文津街3号与中基会静生生物调查所合用的办公大楼。此时的社会调查所,正是羽翼渐丰、宏图大展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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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春季落成,位于北平文津街3号的社会调查所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办公大楼。图片来源:《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


  在社会调查所成立之前,我国另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重镇——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也宣告成立。中央研究院于1927年开始筹备,1928年正式成立,其定位是“中华民国最高学术机关”,是一个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国家科学研究机构。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社会科学研究所,分为民族、社会、经济、法制四组,首任所长为经济学家杨端六。此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铨、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29年3月,应蔡元培邀请,陈翰笙加入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社会组主任主持了一系列社会经济调查,并把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等一批优秀经济学家领入了经济学研究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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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中研院在南京钦天山南麓开始兴建社会科学研究所办公楼,10月落成。图为现存于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由蔡元培亲笔题写的立础纪念牌。图片来源:王砚峰摄)


  20世纪30年代初,社会调查所和社会科学所两家机构开展合作,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研究事业的发展。从1929年到1930年,在陈翰笙的主持下,社会科学所秉持“欲解决中国今日生产问题,非根本解决农村经济问题不可”的理念,组织开展了无锡、保定等地的农村调查,史称第一次无(锡)保(定)调查。其中,社会调查所的研究人员参与了在保定的调查。在此次调查中,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等学者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规范方法,获得了可靠的一手调查数据,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撑。遗憾的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本次调查形成的研究报告最终未能发表,后来连原稿也不知去向。在调查结束后的1935年,张培刚又在保定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补充调查,写成了《清苑的农家经济》一书。此外,两家机构还共同开展了对浙江农村经济调查资料的整理,以及对工资理论的研究。这些调查研究中获取的资料,都根据具体情形和研究需要,或归中研院整理,或归调查所整理,体现了为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通力合作的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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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26日填写的一份河北省清苑县村户经济调查表原件封面。图片来源:经济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藏)


  1933年,陈翰笙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受到国民党当局迫害,被迫离开中央研究院,导致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与此同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开始压缩给社会调查所的拨款,并力图促使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
  1934年7月1日,按照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商议,社会调查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仍名为社会科学研究所,隶属中央研究院,由陶孟和担任所长。合并后的研究工作,集中于社会及经济两方面,尤其注重经济。合并之初,所址分居南京、北平,不久因两地相隔遥远,各方均感不便,乃将南京部分移往北平,1935年11月又全部迁至南京。
  两个机构合并之后,陶孟和所长尊重研究人员的意愿,决定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上,同时仍然继续延续经济史和社会调查等领域的工作,把全所人员分为近代经济史、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国际贸易、银行金融、财政、人口和统计八个团队开展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后,社会科学研究所辗转于长沙、桂林、昆明,1940年下半年迁至四川南溪县李庄乡间之门官田、石崖湾等处。1945年1月改称社会研究所。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间社会研究所由四川返回南京,所址为鸡鸣寺1号。在此期间,社会研究所既要力保人员之安全,又要保全重要图书、仪器等财产,更要延续研究工作不致停顿,其过程之艰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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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四川李庄门官田社会科学所办公地内景。图片来源:李约瑟摄,李约瑟研究所提供授权)


1943年6月,门官田社科所办公地外景,中为陶孟和,近镜头者为巫宝三。来源:李约瑟研究所提供授权.jpg

(1943年6月,门官田社科所办公地外景,中为陶孟和,近镜头者为巫宝三。图片来源:李约瑟摄,李约瑟研究所提供授权)


  即使艰困如斯,社会科学研究所各位学人仍不辍学术。巫宝三的“国民所得研究”、梁方仲的“明代田赋史研究”系列、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系列、徐义生的行政学研究等,均始于颠沛流离之中。抗战八年,除了原有的研究项目,时当“国难日亟,一切力量为战时军事服务”,社会科学所研究方向更注重实际问题。从1938年开始,重点研究战时经济,搜集沦陷区经济情报提供给有关机构,集中调查研究工厂的迁移情况,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版对沦陷区的经济调查报告及沦陷区经济概览,专题研究战时物价变动情况,使用国际通用的科学方法计算抗战损失。这些研究,为准确判断中国经济形势,捍卫国家利益发挥了基础性作用。1946年,陶孟和担任了国民党行政院抗战损失赔偿调查委员会委员,是委员中唯一一位学者。
  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既主张深入了解中国国情,致力于解决中国问题,又积极与国际接轨,同国际机构开展合作,输送研究人员出国学习。在学术风格上,一方面强调现实问题重要性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注重基础理论和经济史的研究。在这种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良好氛围之中,一批批优秀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史学家迅速成长,一份份重量级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汤象龙、梁方仲、千家驹、巫宝三、张培刚、罗尔纲、严中平、李文治、汪敬虞、刘国光等中国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均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过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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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落成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与中研院总办事处办公大楼。图片来源:《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6年到1948年,陶孟和领导下的社会调查部、社会调查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社会研究所,各专业的研究人员发表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上百部,论文数百篇。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本学科的经典著作。
  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精准揭示了旧中国基层社会的突出问题是温饱和贫困问题。严中平的《中国棉业之发展》,熟练运用实证主义方法考察了近代中国棉业发展的曲折历程,得出了资本主义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不可能顺利发展的宝贵论断,是中国实证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巫宝三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开创估算中国国民收入的先河,也是中国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奠基之作。同时,巫宝三等学者在《经济学季刊》、《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评论》等世界顶级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国民所得、储蓄与投资关系和战时经济等方面的论文,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外,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梁方仲“明代田赋史研究”系列论著、韩启桐的《中国对日战时损失之估计:1937-1943》、罗尔纲的《湘军新志》等,在学术界都属有重大贡献的开创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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