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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光

刘国光(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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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光,男,1923年11月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8年9月进入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经济所前身)工作。


    刘国光先生是当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他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治学经历,无论是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学,还是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学人,他都是我们研究工作中无法绕开的一位重要人物。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而言,刘国光先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完整经历过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三个发展阶段的历史见证人。


    刘国光先生早年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学习,接着他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因家庭经济情况发生变故,转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任助教。在陶孟和先生的邀请下,刘国光先生来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同时还兼任研究所的会计工作。解放以后,国家选拔了一批理论功底好,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学者去苏联学习,他也位列其中。他于1951年-1955年在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系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与方法训练,于1955年在苏联莫斯科经济学院获得副博士学位。从苏联完成学业后,他回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从助理研究员岗位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直至成为研究员,并先后担任了研究室主任、《经济研究》杂志主编、经济研究所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从治学经历的角度来看,他自从苏联毕业回到经济所后,他以极大的工作热情与坚实的理论基础,积极投身于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参加和领导了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宏观经济管理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他的学术理论成就,集中体现在如下五个领域: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


虽然刘国光先生毕业于苏联,并受到经典的苏联计划经济理论的熏陶,但在苏联求学期间,他认真观察苏联经济学在苏联社会运行中的具体表现,并且开始悄悄地系统总结苏联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开始反思看似缜密的苏联计划经济理论的缺陷。正是因为这段宝贵的求学经历,让青年刘国光亲眼目睹了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他逐步开始思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因为在去苏联学习之前,他也接受过完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教育,加上解放前各种类型经济生活的体验,直觉告诉他,虽然市场经济有重大缺陷,但还是有其内在秩序和自身活力的。而从书面理论上看,苏联的计划平衡体制方法,在政府的行政指令下,虽然能够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模式去运行,并在特殊历史时期也取得众所周知的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是过多的行政干预手段,常常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经济管理工作中,管得过多过死,让人民无法释放活力。回国后,刘国光看到陈云同志关于国家计划与市场自由问题的一些阐述,颇为欣赏,内心也萌生了“计划经济也可以利用市场”的想法。


“文革”结束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刘国光顺应改革潮流,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受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1979年初,刘国光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赵人伟研究员开始着手研究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并将合写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报送中国社科院,接着提交给1979年4月间由薛暮桥和孙冶方领衔在无锡召开的“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该文突破了以往关于计划与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相互排斥、不能结合的传统认识,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既不是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原因所导致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所决定的内在有机结合。这篇文章在当时引发各界的广泛讨论,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内部刊物以及几家重要报刊先后全文刊载。


198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为此,刘国光撰文《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直指指令性计划的弊端,遭到批评。然而,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证明了刘国光观点的正确。关于计划与市场孰轻孰重的争论,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仍持续不断。经济理论界有两种很深刻的思想情结,一种是计划经济情结,一种是市场经济情结。双方都不否认对立面的存在,但非常执着地强调自己这一方的重要性。对此,刘国光提出“我们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场;我们要坚持计划调控,但不能迷信计划”。


直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中国正式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刘国光一直站在“计划与市场”争论的最前沿,并参与了十四届三中全会报告的起草工作,为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相关政策,做了直接的贡献。


二、对“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的贡献


1987年,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李铁映组织了8家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讨论中国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方案。刘国光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


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针对通货膨胀的问题,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经过九年多的改革,中国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大大增强,虽然当时的经济环境仍然偏紧,甚至还出现了几次通货膨胀的危机,但是经济仍然在持续地发展。因此,一些专家认为,通货膨胀、物价高一点不可怕,主张以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加速经济增长,应该尽快“把蛋糕做大”。这种“通货膨胀无害论”的意见,在1988年达到顶峰,当时实际上占优势地位,中央一些领导都赞成。而另一种意见是在承认九年多改革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认为经济形势比较严峻,他们坚持反对“适度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增长”的论点。这些专家认为通货膨胀不利于改革,也不利于发展。这部分专家,坚持认为改革应该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进行,具体来讲就是总供给要略大于总需求,并且强调对平稳物价的追求。


对于之前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如何治理的政策思路上,也有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思路主张,先用行政手段紧缩社会总需求,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以价格为中心的配套改革;另一种思路是刘国光同志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的意见:不赞成治理经济用“猛药”,提出“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主张,以稳定经济的措施保证改革的继续推进,同时用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措施推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体来说,中期改革前三年以“稳”为主,主要着力于治理通货膨胀,同时有选择地进行改革;后五年从“稳”转“进”,改革的步伐可以大一点。这一建议,标志着“稳健改革派”的诞生。


1984—1988年的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的状况,很难实现“着陆”。在1988年3月召开的的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刘国光作为中央候补委员,作了一个题为《正视通货膨胀问题》的发言,强调“稳定物价”的方针口号不能放弃,引起广泛共鸣。随后,他发表了《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正式提出:要认清形势,稳定经济;要从实际出发有选择地深化改革;要实现协调配套,把阶段性改革和目标模式衔接起来。


就在他的这些建议公开发表后没多久,国家于该年 6月初正式决定进行物价和工资政策闯关以后,物价迅速上涨,城市普遍出现抢购风潮,人们到银行挤兑。中央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进行治理整顿,采取强行着陆的宏观调控政策。


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刘国光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他提出,要采取“微调、降温、软着陆”的办法来开展宏观经济管理工作。这是当时经济形势唯一可行的宏观调控思路。这种思路就是把住财政货币投放和信贷货币投放两个正门,国民经济总量保持一个偏紧的盘子,审时度势进行微调,有松有紧,时松时紧,争取通过几年的努力来抓紧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把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控制在比较好的目标范围内,以平稳过渡到下一个经济周期。这一次,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之后,到1996年年底,宏观调控成功实现“软着陆”。 1997年1月7日,刘国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软着陆”》,总结了都是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四条经验:一是及时消峰;二是适度从紧;三是适时微调;四是抓住主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同志在文章的原稿上批示:“这是迄今为止总结宏观调控经验的一篇最好的文章。”


三、对经济工作“两个转变”的贡献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刘国光第一个提出“双重模式转换”的经济学思想,在在深入研究经济改革模式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双重模式转换”,即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两个方面的改革问题。在经济体制模式方面,他过度集中的决策权力结构、直接控制为主的调节体系、平均主义的利益结构以及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纵向隶属关系为主的组织结构,构成了旧体制模式的特征内容。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多层次决策结构,以经济手段间接控制为主的调节体系,把物质利益原则与社会公正原则结合起来的利益结构,以及政企分开、横向经济联系为主的组织结构,则构成了新体制模式的特征内容。发展模式转换,就是从过去以高速增长为目标、外延发展为主导方式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不平衡发展战略,逐步转向在提高经济效益前提下,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的适度增长,以内涵发展为主导方式和合理配置资源的相对平衡发展战略。


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针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刘国光又率先提出,国民经济如果要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指出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应成为经济工作始终关注和决策的重要内容。他提出的“双重模式转换”的思想,最终演变成“两个根本性转变”,为国家的决策作出了先行的论证,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思想。


近年来,刘国光同志一直在呼吁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实现“ 两个根本性转变”。他坚持认为,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经济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实行“ 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以此推动国民经济走向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 


四、坚持改革、反思改革


有人认为,刘国光的经济学思想中有反对改革之嫌,对此,他给予了坚决的反击。他认为,经济学家必须站在经济学实践活动的前沿,对于现实经济活动的各种表现,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要有超前的预见性。不能人云亦云。


首先,他认为在过去有些时间里,社会主义讲的相对少了一点,特别是在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功、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总体改善的时候,一些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贫富差距现象,被掩盖了。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特别是腐败和权力资本化迅速滋生,蔓延扩大。这种趋势是与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不相符的,经济学家不能任由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发展下去。因此,在那种时候,就是要站出来多讲一点社会主义。他认为,在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市场经济讲得越多越好。


其次,他认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他认为“要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因为市场有缺陷,所以不能迷信市场。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但我们应当重视价值规律,但不要认为价值规律本身就能把一切事情管好,并把一切事情交给市场去管。


对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学研究,以及改革方向的影响,他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我们还需要借鉴西方主流的经济学,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与核心理论——自私人性论,私有制永恒论,自由市场万能论等——整体上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和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导。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经济决策的指导思想,只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2005年,他撰写了《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一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但他不接受社会上一些人士因为这篇文章给他抛来的“反对改革”“反对市场经济”的帽子。他说:“我不知道这样点评新自由主义怎么就是从市场化改革倒退或者否定改革。”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给前苏联、给拉丁美洲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果,他担心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影响我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决策。


他认为,改革中有部分群众利益受到损害,这部分群众和学术界对改革有不同的看法,对改革进程中某些不合理的、消极的东西提出批评意见,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要把不同的看法说成是反改革。对改革进行反思是为了纠正改革进程中消极的东西,发扬积极的东西,将改革向正确的方向推进。


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检索已经公开发表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文献,我们会发现刘国光的著作数量,以及引用率,都排在最前列。他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方面,他是涉足面最广最深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政策方面,是能够连续跟踪,并参与不同历史阶段经济决策工作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他提出了最为完整的研究框架与研究范畴。


刘国光认为,规范的实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经验。他认为,我们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允许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两种资本开展斗争的经济实践活动。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既有市场主体,又有国家调控;既鼓励个人先富,又追求共同富裕。这样的一种新型经济实践,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有过,没有成熟的现成经验,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总结。


他认为,我们现在开展的规范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才刚刚触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容,中级和高级的内容,以及促进向更高阶段转换的经济学,还没有开展研究。他呼吁青年学者尽快关注这方面的研究。


总结刘国光同志的学术人生,他提出所有的学术观点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为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如何发展的问题上,他一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同时注意吸收包括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就是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在1951年参加赴苏留学选拔面试时,刘国光先生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只能作为我们的借鉴与参考,二者之间的关系决不能颠倒与混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中也就包括着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一点也是绝对不能动摇与改变的。”他这70年学术人生,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姚  宇撰

(转引自《经济所人文库——刘国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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